20世纪初年，梁启超揭起“新史学”的旗帜，以及他对史学之社会功用的许多阐述，都同这几个特点有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。而夏曾佑所著《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》（1904—1906，商务印书馆分3册出版，1933年再版时更名《中国古代史》），虽是一部未完成稿，但它在历史理论上是按历史进化论为指导，在表现形式上是按章节体写成，反映出关于中国历史之撰述的新面貌。此书以上古、中古、近古为三个历史阶段，上古以西周以前为传疑时代、春秋战国为化成时代，中古以秦汉为极盛时代、魏晋南北朝为中衰时代，隋以下未及卒述。中国古代思想家如韩非、史学家如刘知幾都有关于历史之划分阶段的说法，其中虽也包含有历史进化的朴素认识，但与近代的历史进化论不可同日而语，而他们也不曾按照自己的认识写出相关的历史著作。夏曾佑的《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》还继承了司马迁“述往事，思来者”和中国古代史学上“彰往察来”的优良思想传统，他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：“智莫大于知来。来何以能知？据以为推而已矣。”这也表明，近代史学的萌生，还是同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有内在的联系。